中紀委機關報怒批：不能什么問題都問責，不能想怎么問責就怎么問責
編輯：超級管理員 / 發布時間：2025-06-20 / 閱讀：214
因洗澡遲接巡查組電話訪談，被給予警告處分；教師假期自費聚餐，被紀委通報批評……一些執紀簡單化、問責粗線條甚至亂問責、錯問責、問錯責的現象冒頭，雖然事后相關處理被撤銷，卻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響。哪些問責亂象最常見？背后暴露了什么問題？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問責這件事。
問責是推動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要求，也是解決管黨治黨問題的現實需要。然而，少數地方或部門為了完成年度問責指標，搞起了“湊數式”問責，把問責泛化、擴大化。一位縣級干部介紹，在中部某區城區一個拆遷項目中，有個別區干部工作方法粗暴簡單，在群眾未簽訂合同的情況下命令強行拆掉房屋。事后被拆遷群眾在某重要會議期間越級上訪，結果上訪群眾所在鎮、村兩級相關負責人也被問責通報。這名干部說，被問責的干部辯解也沒用，“畢竟是你轄區的人嘛！”他不禁感慨：缺乏全面分析的籠統問責，最后容易變成“找背鍋人易，找負責人難”。而有的部門擴大問責范圍，把不屬于黨風廉政建設責任追究的事項統計在內，對“八項規定”執行采取“沾邊政策”，不管問題大小都往問責方向去靠，導致人人惶恐。可見，“湊數式”問責，不僅讓問責逐步走形變味，甚至影響整個地區或部門的向心力。我們不禁要問，是不是辦案數量越多、處罰越多，就等于工作越有力？就問責本身而言，其實際上是一種權力運行越軌后的糾偏機制。通俗地說，只有出現了問題，才會有跟進的問責。如果一個地方黨風政風優良，領導干部遵紀守法，問責案件數量低原本是合情合理之事，這與執紀者因為不作為而導致“零辦案”的現象，應該區別看待。但是某些部門和領導干部，把“問責數量”視作管黨治黨的成效，動輒下達指標，靠“走量”來彰顯“積極作為”，沒把重點放在問責的質量和效果上，這本身就是形式主義、做表面功夫，值得警惕。
還有一些部門和領導干部，在實施問責過程中避重就輕，對真正的問題或強勢部門退避三舍，以“捏軟柿子”的心態“以大壓小”，拿基層干部的小錯誤小問題“開刀”。
“上班喝牛奶被問責”事件，曾引發網友熱議。2017年2月8日，一份問責通知單顯示，在湖南省郴州技術產業開發區園，一名辦公室工作人員在上班期間喝牛奶，被園區紀工委暗訪時候查到，隨后該名辦公室人員收到了一份問責通知單。
《園區紀工委交辦意見單》
事件一經報道，網友紛紛表示不理解，認為嚴格要求可以，但不是喝牛奶這個方面，這不是實事求是地客觀看待工作和生活的關系。還有人表示，問責也需要有實質內容，不能沒事找事，這樣會適得其反。“看人下菜式”問責在基層并不少見。比如貴陽一護士下班打麻將被扣發績效工資；福建兩名教師因在占道經營的攤點買菜被通報；武漢4名政務中心的工作人員因上班時間與同事用武漢話交流被罰款；山西某學校教師放假后到酒店AA制聚餐，被通報批評……如此問責，再嚴厲也無益于問題的解決，只會讓被問責干部內心有結，更讓群眾感到疑惑。這種小題大做，問題到底出在哪里？自行立規對員工進行問責，是否影射出一些部門的官僚主義作風？我們常說好經不能念歪，現在看來，一些地方和單位自行立規，算不算好經也得打個問號。不念歪好經，更不能出臺劣經，如何在與民意的共振中尋求平衡點，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談起“一刀切”，腦海中很容易想到的一個形容詞就是：簡單粗暴。
在環境整治的過程中，尤其是一些基層或落后地區的環境整治，還存在著治理手段單一、方法簡單粗暴的問題，不分青紅皂白、不論具體是非、眉毛胡子一把抓。比如有些明明合規合法的企業，卻因為地方以產業劃線、以區域設界，搞“一刀切”，在督察組到來之后被斷電停產，以表明地方治污的“堅決”態度。新華社曾報道，某省不論企業是否環保達標，一律實行錯峰停產，有的達標企業因此被關停4個月。地方治污“一刀切”看似令行禁止、從嚴從快，好像是在積極落實中央環保政策，實則仍是一種簡單粗暴的行政化思維，看似雷厲風行實則是懶政，暴露出了權力的任性。當今之計，首先是要進一步強化精準治理。既要下猛藥治沉疴，也要以“繡花”的精細講究方式方法。不可否認的是，基層實際是紛繁復雜的，干部面臨的情況是千變萬化的。比如嚴禁秸稈焚燒工作，要求干部主動把責任擔起來，但要做到每個角落都能24小時盯得住，時時刻刻萬無一失，并不現實，而且還有自然原因等不可抗力的因素。此時，就應多看看干部具體做了什么，有沒有主動付出應有的努力、及時擔起該擔的責任，不要陷入“本本主義”。中紀委機關報：不能什么問題都問責處理；不能誰說問責就問責，想怎么問責就怎么問責。
對于“亂問責”怪象，《中國紀檢監察報》刊文指出，要嚴肅問責，一個是要嚴格執行黨的紀律、規定和國家法規，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不能含糊；另一個是要依據事實，嚴格依規依紀、嚴格程序要求、嚴格把握政策，不能隨意、隨性。不能什么問題都問責處理。不能誰說問責就問責，想怎么問責就怎么問責。
問責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強的工作，黨章和監察法有原則規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等有明確具體的規范要求。這些原則規定和要求是做好問責工作的重要法規依據，一定要認真掌握好運用好，絕不可忽視或偏離。
有的簡單地把問責當成一種工具，工作推動中的問題、管理上的問題等，不分青紅皂白都拿問責來處理，問責成了個別人領導能力和領導方式的遮羞布；
有的問責泛化擴大化，凡是不合要求甚至不合領導的意圖，隨意就問責，以至于有的基層干部多數被問責、反復被問責；
有的基層單位為了應付上級的多種問責、多次問責，不管誰的責任、什么責任，班子成員輪流“分擔”……
凡此種種，都偏離了問責制度安排的初衷，也極大損害了問責工作的嚴肅性、權威性和影響力，在一定范圍造成了干部群眾的不解或誤解，長期下去、積累起來形成的危害不可小覷。嚴肅問責，起碼要從兩個方面講。一個是要嚴格執行黨的紀律、規定和國家法規，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不能含糊；另一個是要依據事實，嚴格依規依紀、嚴格程序要求、嚴格把握政策，不能隨意、隨性。不能什么問題都問責處理。問責條例對問責的總體要求和原則作出規定，同時也規定了應當予以問責的六種情形。問責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實事求是。什么情況該問責、什么情況不用問責，一定要依據事實、依照紀律規定和法規分清楚、把握好。有的問題到不了問責的程度，該提醒的提醒，該教育的教育，該批評的就批評，不能簡單地用問責處理、一問了之，傷害同志的感情和積極性。當然，對于嚴重違紀甚至違法的問題，也不能簡單地用通報等問責方式“降格以求”，那樣做看似“愛護同志”“保護同志”，實則達不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損害組織的威信和紀律工作的嚴肅性。不能誰說問責就問責，想怎么問責就怎么問責。問責條例規定，問責決定應當由黨中央或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作出。對于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明確要按照黨章和有關黨內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執行。紀檢監察機關在履行監督執紀問責職責時，可以聽取各方面意見，但不能為其他因素所影響、干擾或左右，更不能因為上級領導或部門要求問責，就不講程序不依事實簡單地“執行”。要嚴格執行監督執紀工作規則，嚴格依規依紀依法，嚴格按程序提出意見、做出處理。問責最終還要注重效果、達到問責的目的。針對不同問題，從政治、紀法、政策、社會等各方面綜合考慮，進行精準問責，真正做到問責一個，教育一片，影響大多數，這樣問責才更有意義、更能發揮作用。隨著問責條例在各地貫徹落實，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但是應該看到，在一些地方和單位，問責不力和問責泛化、簡單化等問題也不同程度存在。有的不敢問責、不愿問責，有的不會問責、濫用問責，還有的搞選擇性問責、“拍腦袋”問責，凡此種種，皆成為影響問責成效的絆腳石。結合具體事例和基層反映，我們給問責中的典型問題畫畫像，透過現象分析其本質和危害，以為鏡鑒。問責是黨組織職責所在，然而現實中，一些地方問責卻成了“燙手山芋”，只要不是上級領導督促或迫于輿論壓力，就“睜只眼閉只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比如，華東某市一慈善項目長期存在違規經營等問題，市民政局兩任局長及多名領導干部與項目投資人存在不正當經濟往來，但該市僅查處了直接違紀的市民政局局長等相關領導干部，未向上追究領導責任。經上級督辦后，該市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市長和市紀委監委駐市民政局紀檢監察組組長才受到問責處理。問責成為啞炮、空炮，反映出一些領導干部政治站位不高，沒有認識到失職失責問題給黨的事業帶來的不良影響、對群眾利益造成的損害，或是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生怕問責給當地“抹黑”“添亂”。對失職失責者放任自流，不敢問責、不愿問責，說到底是不擔當的體現。當問責只停留在紙上寫寫、嘴上喊喊，制度的約束力就會打折扣，倒逼責任落實成了一句空話，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違紀違法問題的產生和蔓延。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必須提高站位、端正態度，從講政治的高度看待問責工作，不以權勢大而破規、不以問題小而姑息、不以違者眾而放任，真正做到失責必問、問責必嚴。開展黨的問責工作，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但從媒體報道中不難發現，一些地方避重就輕，出現問責下級代替上級、問責一般干部代替領導干部等傾向。比如，東北某市在開展畜牧業專項疫情防控工作中，對工作不力的40多人進行了問責，其中90%為鄉鎮以下工作人員，20多人為村級防疫人員。問責時找“軟柿子”捏，問副職、下級責任多，問主官、上級責任少，最后很容易變成“找背鍋人易，找負責人難”。這無疑違背了權責對等原則，靶心偏離，該負責的人卻沒有負起責任。這種問責既難以令基層干部心服口服，損害問責工作的公信力，又因“板子”沒打到重點，不利于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為此，問責必須抓住關鍵少數特別是一把手，多從上面、從領導干部自身找原因、查問題，督促其真正把責任扛起來、落下去。問責問什么，問責條例中有明確規定。可有的地方把追究直接責任的案件當成問責案件，有的把不適用問責條例的一般性工作問題也納入問責范圍，導致問責內容泛化，甚至鬧出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比如，某單位一把手違規組織并參與公款旅游，本該以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追究其直接責任，卻被當成問責案件處理并通報。又如，某技術產業開發區一名辦公室工作人員在上班期間喝牛奶被處理，某學校教師放假后到酒店AA制聚餐被通報批評，某扶貧干部因洗澡錯過巡查組電話受到黨內警告處分，扶貧手冊中寫錯兩個標點符號被通報批評，等等。以上這些不屬于問責范圍內的問題被當成問責案件，造成了概念上的混淆。黨員干部的直接違紀行為，工作上的小小過失，甚至不屬于過失的行為，都被一股腦地裝進問責的“筐”里，如此上綱上線，既暴露出問責主體政策水平不高，對問責事項心里沒數，又不免讓人感覺問責本身也有形式主義的嫌疑。如果問責不做區分，看似嚴抓嚴管，實則越俎代庖，管了多余的事、荒了自家的田，結果影響了問責的嚴肅性和權威性，還容易寒了干部的心。問責既不能缺位，又不能越位。問責問的是領導干部管黨治黨的政治責任，既不能將一般干部納入問責范圍，也不能將其當作推動工作的行政手段，替代日常教育、監督和管理。正所謂好鋼要用在刀刃上，實踐中應準確把握問責的科學內涵，防止泛化、擴大化，在精準問責上下功夫。問責，體現的是全面從嚴，本應成為督促領導干部履職盡責的“加壓器”。但在實踐中，一些混淆責任界限的問責，卻成了一些領導干部減免責任的“緩沖帶”“減壓閥”。比如，有的以黨組織責任代替領導干部個人責任。華東某市在黨建工作督導中，發現該市相關部門存在落實基層黨建主體責任不到位等問題，僅對黨委（黨組）進行了通報批評，無一名相關責任人受到問責處理。責任界限“傻傻分不清楚”，其實質是“揣著明白裝糊涂”，不敢動真碰硬。一些領導干部奉行“好人主義”，怕得罪人，在此想法的驅使下，問責往往降格以求，虛晃一槍、高舉輕放，以組織處理替代紀律處分，以批評教育替代組織處理。比如，西南某鎮長期拖欠扶貧項目補助資助金，造成移民搬遷工作嚴重滯后，影響惡劣，但僅對該鎮黨政主要領導、紀委書記作批評教育了事。同不問責的相比，這種方式更有“技術含量”，表面用了問責手段，實則幫助問責對象逃避責任、減輕懲罰，不但起不到教育警示、壓實責任的作用，反而容易養癰遺患，把小毛病拖成大問題。問責工作應當分清責任，分類追責、照方開藥，該負什么責任就問什么責任。只有真刀真槍、較真碰硬，問責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問責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強的工作，該不該問責、問誰之責、問責程序、問責結果，均有嚴格的遵循，這個遵循就是黨章、問責條例、黨紀處分條例、監察法等相關法規規定。然而，個別黨組織和領導干部片面追求問責數量，不顧實際情況和問責的規范要求，一有錯就問責、一問責就動紀。比如，西南某地曾發生一起群體性事件，該追責的部門本已明確，但縣領導覺得問責范圍不夠廣，不足以體現問責決心，于是把本無直接關系的部門也列入問責名單。更有甚者，一些領導一生氣就問責，想問誰的責就問誰的責，說免職就免職。主觀臆斷、任性而為，此種問責背離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反映出一些領導干部政績觀錯位、法規觀念淡薄、程序意識不強。搞“拍腦袋”問責、湊數式問責，長此以往，基層干部便不再把問責當回事，問責成為不痛不癢的兒戲，嚴肅性和威懾力也就無從談起。在一些基層單位，被問責甚至成為“家常便飯”，為應付上級的多種問責、多次問責，不管誰的責任、什么責任，由班子成員輪流分擔。問責是個精細活，必須嚴格依規依紀依法，綜合考慮動機態度、客觀條件、性質程度、后果影響等情況，做到不枉不縱，一把尺子量到底。問責是手段，不是目的，激發責任擔當、推動工作落實才是問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但從一些地方、部門的情況看，一問了之甚至以問責代替整改的現象值得警惕。某地一位干部反映，上級部門一次檢查考核過后，當地把問責作為解決問題的“開路先鋒”，所謂的抓整改只是問責了幾個人。至于問題到底該怎么解決，應該采取哪些措施，誰來抓整改，誰來督促整改，是否整改到位，卻成了再無下文的“爛尾”工程。問責一問了之現象，折射出一些領導干部存在投機取巧心理，缺乏真抓實干的勁頭，其根源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祟。表面上問責轟轟烈烈，實際中問題卻“濤聲依舊”，“雷聲大、雨點小”，“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如此走過場，不僅讓問責偏離了初衷、失去了意義，更會損害黨的形象，使黨和政府的工作失信于民。問責不是萬能鑰匙，也不是敷衍塞責的護身符，問責重在喚醒責任意識，解決實際問題、突出問題，要用整改落實的最終成果檢驗問責的實際效果。用好問責這一利器，必須做好“后半篇文章”，通過猛擊一掌，給領導干部擰緊責任“發條”，督促其更好履職盡責、擔當作為。
